吟君新什慰蹉跎,屈指同登耳顺科。

邓禹功成三纪事,孔融书就八年多。

已经将相谁能尔,抛却丞郎争奈何。

独恨长洲数千里,且随鱼鸟泛烟波。

古诗译文

吟诵您的新作，慰藉我虚度光阴的怅惘；屈指一算，我们都已迈入六十岁的行列。

邓禹建功立业时不过二十三岁，孔融完成《春秋杂议难》等著作也仅三十多岁。

如今已身居将相之位的人，谁能有他们这般年少有为？可我们如今抛却了郎官、丞官的职位，又能如何呢？

唯独遗憾与长洲相隔数千里之远，暂且随着水中的鱼、天上的鸟，在浩渺烟波中泛舟漂泊吧。

知识点

1. “耳顺”的文化内涵：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“耳顺”原指能听进不同意见，后成为六十岁的代称，是中国古代对年龄的雅称之一，类似的还有“而立（三十岁）”“不惑（四十岁）”“知天命（五十岁）”等。

2. 唐代唱和诗：唐代文人交往频繁，唱和诗是重要的交流方式，即一人作诗后，他人依原诗的韵脚、题材或主题作诗回应。刘禹锡与白居易是唐代唱和诗的代表人物，二人现存唱和诗数量众多，合称《刘白唱和集》，此诗便是典型的唱和之作，体现了唐代文人“以诗会友”的文化风尚。

3. 诗中典故的历史背景：邓禹是东汉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之首，协助刘秀平定天下，二十四岁封侯，是古代“年少成名”的典范；孔融是东汉末年文学家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十岁能应对名士李元礼，成年后著述颇丰，二人的典故在唐诗中常被用来称赞人才华早露或年少有为。

4. 唐代官职“丞郎”：唐代中央官制中，“丞”多为各部门的副职（如尚书省左右丞），“郎”指郎中、员外郎等，均属于中级官员，是唐代文人仕途晋升的重要阶段。刘禹锡曾担任过屯田员外郎、连州刺史等职，诗中“抛却丞郎”反映了其晚年脱离中级官职、仕途趋于平淡的处境。

5. 七律的格律特点：此诗是一首七言律诗，全诗共八句，每句七字，中间两联（颔联、颈联）严格对仗，押平声韵（“跎、科、多、何、波”均属平声韵），符合七律“起承转合”的结构要求，体现了唐代律诗格律成熟的特点。

古诗注解

讲解

我们今天来学习刘禹锡的《和乐天耳顺吟兼寄敦诗》，首先要明确这首诗的核心是“唱和与感怀”——既是对白居易《耳顺吟》的回应，也是写给友人崔玄亮的寄怀之作，更是刘禹锡对自己六十岁人生的一次总结。

先看标题，“和乐天”说明是和白居易的诗，“耳顺吟”点出主题与年龄（六十岁），“兼寄敦诗”则说明诗有两个接收对象，这是理解诗歌内容的关键：诗中既有对白居易的回应，也有对崔玄亮的思念。

从诗句内容来看，首联开门见山，告诉我们“读了白居易的诗，我心里的失意被安慰了，我们都六十岁了”，这是全诗的“起”，定下情感基调。接下来颔联用邓禹、孔融的典故，这是“承”，用古人年少有为的故事，对比自己和友人的晚年，不是抱怨，而是带着对青春的追忆——就像我们现在回忆年轻时的理想，会有淡淡的感慨一样。

颈联是“转”，从怀古转到现实：“那些年少当将相的人多厉害啊，可我们现在连中级官职都丢了，能怎么办呢？”这里要注意，“争奈何”不是消极抱怨，而是历经贬谪后的坦然——刘禹锡一辈子被贬很多次，到了六十岁，他已经能平静看待仕途的起伏了。

最后尾联是“合”，把情感落到对友人的思念上：“可惜和敦诗隔了几千里，只能跟着鱼鸟在江湖上漂着了。”这里的“泛烟波”不是真的要归隐，而是一种心灵的超脱——既然仕途不顺、友人相隔，那就从自然中寻找慰藉，这是刘禹锡晚年最难得的心境。

还要注意这首诗的“实用性知识点”：比如“耳顺”代表六十岁，以后看到“耳顺之年”就知道是指老人；比如唐代文人喜欢唱和写诗，这是他们的“社交方式”，就像我们现在发朋友圈互动一样；再比如诗中的典故，邓禹、孔融的故事，不仅能帮我们理解诗歌，还能积累历史知识。

总的来说，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像一位老人在和朋友聊天，说着自己的经历、感慨和思念，平淡中藏着深厚的情感，这就是刘禹锡晚年诗歌的魅力——历经风雨后，依然能保持对生活、对友情的热爱，还能从自然中找到心灵的归宿。

古诗赏析

这首七律是刘禹锡唱和友人的作品，情感深沉，对仗工整，兼具抒情与议论，体现了其晚年诗歌“沉郁中见旷达”的风格。

首联“吟君新什慰蹉跎，屈指同登耳顺科”，开篇点题，直接说明读白居易新作后的感受——以友人的诗慰藉自身“蹉跎”的失意，同时点明二人已共同迈入六十岁，为全诗奠定“怀旧感怀”的基调，语言质朴却饱含真情。

颔联“邓禹功成三纪事，孔融书就八年多”，运用典故，以邓禹年少建功、孔融年少著述的历史事迹，反衬自身与友人晚年的境遇。此处并非单纯羡慕古人，而是暗含对早年理想的追忆，以及对时光飞逝、壮志未酬的淡淡怅惘，典故运用贴切，对仗严谨，增强了诗歌的文化底蕴。

颈联“已经将相谁能尔，抛却丞郎争奈何”，由古及今，转入对现实的议论。前句以“将相”之位的“年少可得”反问，暗含对仕途现实的无奈；后句“抛却丞郎”点明自身与友人脱离中级官职的处境，“争奈何”三字看似平淡，实则道尽历经贬谪、仕途沉浮后的无力感，情感含蓄而深沉。

尾联“独恨长洲数千里，且随鱼鸟泛烟波”，情感由“怅惘”转向“旷达”。“独恨”二字直接抒发对与友人（敦诗）相隔遥远的思念，而“且随鱼鸟泛烟波”则以自然之景收束，将个人的失意融入浩渺烟波之中，展现出晚年刘禹锡在失意中寻求心灵超脱的豁达心境，余味悠长。

整首诗以“感怀”为主线，从唱和友人、追忆古人，到议论现实、寄情自然，情感层层递进，既体现了诗人对友情的珍视、对仕途的感慨，也展现了其历经沧桑后的成熟与淡然，是刘禹锡晚年七律的典型代表作之一。

创作背景

此诗创作于刘禹锡晚年，具体时间约在其六十岁左右（即“耳顺”之年）。当时刘禹锡历经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的长期贬谪，虽曾短暂回朝任职，但又因作诗讽刺权贵再次遭贬，晚年仕途趋于平淡。

白居易（乐天）当时也处于人生后期，二人同为贬谪经历丰富的诗人，常有诗歌往来，相互慰藉。“敦诗”（崔玄亮）是刘禹锡的同乡兼友人，此时可能与刘禹锡相隔两地。白居易先作《耳顺吟》，刘禹锡便以此诗唱和，同时寄给崔玄亮，表达对友人的思念、对自身仕途的感慨，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怅惘。

诗中提及的邓禹、孔融，均是年少有为的历史人物，与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崔玄亮三人晚年的境遇形成对比，暗含对自身早年抱负未能完全实现的遗憾，同时也透露出历经沧桑后的淡然心境。